心灵生态

　　“人们都疯了么？”［6］作家吉姆·文道夫（Jim Windolf）在《纽约观察家（The New York Observer）》报1997年十月号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用数字给出了答案。

　　 如果你把美国人声称患有的各种心理疾病综合在一起，浮现出的就是一个精神高度紧张的国家的形象。这个国家有一千万人患有“季节性情绪失调（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一千四百万人酗酒，一千五百万人精神抑郁，三百万人长期忍受“急性焦虑症（PanicA t t a c k）”的折磨，一千万人有“边缘性人格障碍（B o r d e r l i n eP e r s o n a l i t y D i s o r d e r）”，一千二百万人患有“不宁腿综合征（restless leg）”，五百万人患“强迫症（obsessive）”，二百万人为“躁郁症（Manic-depressive）”患者，一千万人性瘾成癖。此外还有“慢性疾劳症（Chronic Fatigue Syndrome）”或是“化学物质过敏症(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带来的诸多痛苦，以及一人身患多种精神疾病的情况。这一切的一切让文道夫得出如下结论：“77%的成年人生活一团糟”。再加上一些新增的可量化的心理疾病，可以说“这个国家人人都是疯子”。

　　 他大胆地提出，美国人正在变成只关心自己的讨人厌的忧郁症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能。人们的普遍心理就是“哭吧，大声哭吧”。任何微不足道的不适感都是合理的存在。感觉痛苦并不违法。只要你觉得自己病了，那你就是病了。

　　 这话也许有一点点道理。身处和平之中，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在一个危机爆发相对自由的时代。难道不会有人刻意制造危机，用小刺激制造大创伤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事实的真相远不止如此。在我看来，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标识问题。太多人情绪消沉却不知原因何在。什么东西正在耗干他们的能量，蚕食他们的大脑——但究竟是什么？没人知道。

　　 事实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各个年龄层中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比例一直稳步上升。自杀率、单相障碍（躁症或郁症）（Unipolar disorder）、双相障碍（躁症及郁症）(bipolar disorder)及酗酒飞速攀升。美国人中患抑郁症的比例几乎高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跨文化数据显示，亚洲国家的美国化也使得它们的抑郁症患者比例同步上升。另外，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Americ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近期的一项研究证实，心境障碍问题已在二十世纪的每一代人中递次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怎么相信这类数据，但我偶然的观察却证实了上述发展趋势。只有我，还是所有的父母现在都在依赖他林抗（Ritalin）精神失常药的帮助？孩子们精神亢奋、注意力分散、心不在焉。孩子们很难坚持某项“任务”，父母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情绪变化快、容易走神。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情绪似乎都是在坐过山车，高高低低，波动异常，前一分钟还在天空翱翔，下一分钟已经跌落地面，精神抑郁。

　　 为什么会这样呢？某些研究人员把原因归咎于环境污染物质：空气、水以及食物中的化学药剂。另一些人把目光转向文化和经济因素，认为是它们增加了日常生活的压力。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但是猜一猜也不错。在小说《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中，作者索尔·贝娄（Saul Bellow）疑惑地指出，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说自己深受上天的庇佑，而美国人却能毫无羞愧地说自己饱受“折磨”？他的答案是，大多数人把“折磨”等同于缺衣少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折磨”存在，那是由“生活过于富足（plentitude）”引起的。

　　 尽管有悖常理，“生活过于富足”正是美国文化的负担。大多数美国人拥有所需的一切，但他们仍不满足。如果任何东西都唾手可得，没有什么来之不易，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浅薄无意义。在这个巨型的时代——巨型合并企业、几十亿打造的大片、奢华的拿铁咖啡——我们展开双臂拥抱“多！更多！”这一价值观，就为了弥补不会显得“少！更少！”的生活。吃着速食却感到饥饿，正如一位佛教高僧所说，“饥饿不知为何”。富足的生活填饱了胃，也喂出了精神的不适。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消费文化”的秀场盛宴层出不穷，对它贪婪的刻画未有丝毫减弱，反而越来越强。为了迎合这一需求，媒体殖民化我们的精神环境，挤走人类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的地盘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洪水般涌入的信息：市场激增，但地球变暖；这个秋天，潮人们穿着及膝裙招摇，东非地区的人们却在忍饥挨饿。

　　 难道不正是这些东西——富足诅咒、图像爆炸、信息超载、媒体广告——把人类逼向疯狂的边缘么？但是，人们却把大笔的钱花在这些东西上面。正是这种被消费不断驱使的文化吞噬着人类，让我们生病。

　　看一看大多数人放松的方式吧。下班后，我们回到家中，已是精疲力竭；然后打开电视——完全是条件反射（如果独居，打开电视就可以制造有人同住的假象）。我们被动地在电视前坐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除了吃饭，几乎是一动不动。我们接收信息，却不加以转换。一张张图像飞进大脑，变成了我们的看法、知识、品味及欲望。我们看“人与自然”，却不轻易走入自然界。我们被情景喜剧逗得哈哈大笑，对配偶讲的笑话却不置一词。我们花无数个夜晚观看AV，而不同爱人做爱。媒体用幻想喂饱我们，再用幻想改变我们（还记得电影《发条橙（AClockwork Orange）》么？为了治疗主角亚历克斯，“心理专家们”不正是采取了让他不停观看电视上的性爱和暴力镜头的厌恶疗法，才使他对“恶”产生厌恶之情的么？对于亚历克斯来说，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他说：“只有现实世界被拍成电影的时候，它的颜色才变得真实起来。”），一层又一层虚无诡秘挡在世界与我们之间，最后我们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乃伊。商业大众传媒正在重组我们的神经细胞，复制我们的情感，把人类非物质的需求与物质牢牢地联系在一起。针头太小，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注射器的存在；药物剂量正在一点点地增长，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它的毒性有多大。

　　 相对而言，这种毒药太过新颖——副作用尚不明朗。我们还在适应无处不在的传媒。我们是历史上第二或第三代在电子设备占主导作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类历经几千代人才适应了陆地生活（即自然环境），因此，我们也可以做出合理的猜测：人类将至少用几十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的电子大众传媒环境，尽管新环境正在快速取代我们原有的“自然环境”。激荡起伏的情绪及深深压制的愤怒或许正是这种人类环境重大变革带来的病症。我们是进化后的新一代，只需在电子海滩上喘息。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解答一些关键的基础问题——如媒体暴力究竟是如何影响孩子们的——更不用说那些宏观的问题了。例如，当社会成员把清醒时光中的一半都花在虚拟环境中时，整个社会将发生何种变化？人们已经知道看电视和选举意愿之间的关系了（看的电视越多，越不愿亲身参与到民主进程中）；人们也知道看电视与儿童肥胖症之间的关系了（考虑到坏体形会蚕食自尊，我们可以说看电视成瘾对大多数儿童有害）。不仅如此，令大多数人怀疑的是，所谓心理机能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不知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最奇怪诡异的部分——人们并不怎么担心心理疾病。

　　 十年前，没人会担心食物中的化学成分，或是工业生产带来的毒素；我们以为这些东西“都在许可范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事实上我们错得离谱。今天，在看待“精神环境”的问题上，我们正在重复当年的错误——天天都在“吃”毒药，却漠不关心，完全不作他想。精神环境如同空气和水，是宝贵的公共资源。我们得保护它不受外界纷扰入侵，正如我们十年前四处游说、设立“无烟区”一样。

　　 禁烟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宣传册上说香烟对朋友和家人的危害极大。人们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数据，以证明吸二手烟的危害。“香烟无害”“吸烟的权利大于呼吸清新空气的权力”这类华而不实的词藻打动不了公众，反而让他们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禁烟活动家们转变了人们对吸烟的认识和印象。他们使烟草公司不再是“酷”的代名词，并将死亡和吸烟这两个概念永恒地联系到一起。这或许就是精神环境战役中的第一场胜利——这个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污染物质，就像河水里流淌着污物、云朵中布满烟尘。很久以前，我们学会了监控人类往自然界倾倒的污染物，或是监控人类从自然界吸收的污染物；现在，是时候注意对“精神污染源”的监控了。

　　 一切都只是开始。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精神污染源和信息病原体——威胁人类精神生态系统的根源。

本文摘自《美国是一个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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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卡勒-拉森和他的“文化干扰者”伙伴们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价值千亿的商标。”作为《广告克星》杂志创建人，卡勒R26;拉森致力于用改变信息流的方式阻止“美国”的品牌知名度；机构行使权力的方式；电视台运行的方式；事物、时尚、汽车、运动、音乐和文化产业设置的方式；拉森用勇气和强有力的语言表达了解构了广告文化和我们对名牌及偶像的过度关注。他也展示了如何组织对权力的抵抗，如何打破“电视瘾时代”的“媒体瘾”，撕下捆绑在时尚和名流上的标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