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三行”：中国民营银行新秀

　　“一战”时期，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忙于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已无暇顾及中国金融业的这一杯羹了，这使中国的银行业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此时，中国的官办银行因为体制问题，发展势头落在了民营银行后面，显赫一时的私人银行“南三行”成为中国金融界极为耀眼的新生力量。

　　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为“南三行”，总部都设在上海，可以看做是江浙财团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在经营管理上各自独立，对南方乃至全国的金融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从时间上来说，浙江兴业银行是“南三行”的老大哥。它成立于1907年，由浙江铁路公司发起，经营方面素以稳健著称。

　　说起浙江兴业银行的发展史，不能不提到100多年前的那场“保路运动”，而浙江兴业银行就是这场运动的产物。当时，清廷贪图外商提供的借款，把路权拱手相让，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意识。虽然各省都修筑了铁路，但是精明的江浙人没有让政府控股，所以出卖路权的事在浙江根本行不通，清政府只能看着浙江的开明绅士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公司公开招募铁路的股份，一下子筹集到2300万元股款，比外商承诺的借款多了两倍还不止。可是当时浙江连一家华商银行都没有，把这么多钱分别放在沪杭30多家钱庄里，不论是支取还是保管都很麻烦。这时，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汤寿潜就提议不如趁此机会成立一家华人的银行，不用受外商银行掣肘，也能确保铁路营运资金的流转，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在座商人的赞同。于是，浙江兴业银行以“振兴实业”为名应运而生，浙江铁路公司当仁不让做了大股东，而蒋广昌绸缎庄的少东家蒋抑卮也投资入股，做了浙江兴业银行的实际掌权人。

　　浙江实业银行创办于1909年，比浙江兴业银行晚两年，前身是浙江银行，属于地方性质的官商合办银行，专门为浙江省政府打理库款。实业银行开办之初，除了受理一般银行的业务之外，还能发行钞票和军用票，后来官商决裂，银行金库就被移交给作为央行的中国银行，官办部分成为浙江地方银行，民营部分成为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总经理李铭，也是华资银行的领袖人物之一，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中国银行的张嘉璈私交密切。

　　至于“南三行”的后起之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以后的章节我们会作为重点展开讲述，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作为旧中国一大民营银行集团，“南三行”以上海为基地，在业务上紧密联系，互相支持，最终使三家银行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过，“南三行”能够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有十分出色的总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自不必说，从创办银行的那天起，他就成为近代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焦点人物。此外，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浙江实业银行的总经理李铭，也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银行家。他们早年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成归国后，结合他们广博的金融知识、在银行的工作经验及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最后找到了适合各自发展的银行经营管理之路。

　　作为我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是幸运的，它正好创办于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外商银行因生意太好而无暇关注华资银行的那段时期，即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虽然是第一家民营银行，但是“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再加上浙江兴业银行地处繁华的江南锦绣之地，此地不仅商业发达，还有不少在洋行做事的买办，所以从开业之初到1927年，浙江兴业银行的存款额五次高居国内银行业之首，这都离不开总经理徐新六的精心部署与巧妙运作。

　　徐新六认为，浙江兴业银行既然是为了振兴实业而成立的，那么银行当然大力支持实业的兴办。于是，像晚清状元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就成了徐新六等人重点关注的放款对象。此外，徐新六还非常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业，比如钱塘江大桥的修筑，就有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份功劳。当时，以徐新六为主要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向国民政府铁道部提出建议，并积极筹款200万元，国民政府才同意让茅以升主持修建大桥。

　　浙江兴业银行经营素来稳健，在清末民初混乱的政局和社会形势中，它从未动摇，而且信用日益昭著。在后来中国银行1916年和1921年的两次白银挤兑风潮中，浙江兴业银行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还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华资银行一起帮助中国银行渡过难关。

　　而作为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的李铭，不仅十分重视银行的总体规划，还特别注重自身公关营销能力的增强，他认为银行要发展，主要业务人员的公关营销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李铭是个节俭的人，他跑业务从不讲排场，善于精打细算，这为浙江实业银行节省了不少开支，其开支比其他很多银行都少得多。在李铭的培养下，浙江实业银行的员工们也非常勤勉节俭。

　　李铭的交际才能在圈子里是响当当的，他不但在国内站住了脚跟，还跟外商建立了联系。他邀请一些洋行大班及买办商人来担任银行的董事，引得外商资金大量存入浙江实业银行，给银行带来了不菲的收益。后来，为了抬高浙江实业银行的身价，李铭一面帮助洋行发行债券和股票，一面还购买政府公债，到1937年，浙江实业银行所持公债数超过了“南三行”的另外两家银行。于是，因浙江实业银行和外商往来较多，汇集了大量的外汇资金，浙江实业银行在旧中国金融界被称为“南三行”中的老二。

　　1948年，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银行。新中国成立后，李铭避居香港，看到陈光甫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也依照当地法律，在香港成立了浙江第一银行。

　　此外，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陈朵如也可谓银行从业者中的佼佼者，他是李铭的“黄金搭档”，特长是知人善任，对每一位员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可以说是做到了人尽其才。这一对搭档配合默契，遇到大事都是共同商讨决定。一次，李铭想购买位于南京路的德义大楼，但是陈朵如毫不妥协地争辩说，这块地皮没有发展前途，这才打消了李铭买楼的念头。

　　事实上，在经营方针上，“南三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理念的。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可谓“点多面广”，有着众多分支机构和员工，营业范围非常广，属于“地毯式”经营。浙江实业银行恰恰与之相反，它采取的是“宝塔式”经营策略，业务主要集中在少数重点客户，从中谋取高额利润，并为银行节省开支。浙江兴业银行，其经营方针则介于这两者之间。

　　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南三行”能结合到一起，总是有着它们的共同点的。对于“南三行”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的背景，即三家银行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打下了基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一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同年，浙江兴业银行将总行从杭州移至上海，并进行改组，浙江实业银行也在1915年改名，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三家银行都是以“一战”为契机，使自己在中国金融界脱颖而出。

　　无论“南三行”各自采取了何种经营方针，它们致力于银行近代化、注重培养人才的办行理念都是一致的。为推进中国银行业的近代化发展，三家银行不仅讲求办事效率，注重服务质量，还善于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如使用机器记账、推行新式簿记等。另外，三家银行都十分重视近代金融人才的培养和聘用，不仅经常对员工进行培训，还多次派优秀职员到国外著名的银行考察、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经营管理银行的先进经验。

　　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南三行”都把银行的业务重点放在支持工商业发展之上，其放款对象大都为当时重要的工商企业和重要的建设项目，如前文提到的浙江兴业银行支持钱塘江大桥的修建。仅1936年一年，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对工业的放款比例就占全部放款的60%以上。与之类似，浙江实业银行与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商业放款的比例也很高。当时著名的大企业——申新集团、大生集团、民生公司等都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长期客户，而浙江实业银行的客户范围则更广，其业务重点还放在了外商在华企业身上，如德商西门子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等，均与浙江实业银行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此外，“南三行”还有其他不少共同点，如通过媒介宣传、广设储蓄网点、提高银行服务水平等方式吸收普通群众的存款，秉承“存户至上”的办行宗旨。为了使银行有更长远的发展，“南三行”还纷纷开展外汇业务，与外商银行展开激烈竞争，这不仅大大促进了华资银行在外汇业务上的发展，更推进了中国银行业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抗日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南三行”的发展到了最高峰，它们都成了国内十分著名的商业银行。但遗憾的是，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多灾多难的民族工商业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季节，随之出现的是“南三行”放出去的工商业贷款等成为死账、国民政府实施压制和限制民营银行的垄断金融政策等状况。从此，“南三行”开始走向衰落，生存日益困难，勉强靠一些商业、外汇和黄金投机维持到了解放战争之后。

　　最终，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和新的经济体制的逐渐实行，“南三行”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旧时的私营“南三行”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此要解释的一点是，现在的兴业银行是1988年在福建省成立的民营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名称有些相似罢了。

本文摘自《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

　　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先后整理国家法币，与美国进行金融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他对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终成就功业。他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国际间奔走，事迹具有传奇色彩。他还开创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先河，办旅行社、办招待所、办旅行杂志、修缮国内景点、开设境外旅游，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业之父”。
　　本书从陈光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民国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