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三中全会精神灵魂之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社会。为什么呢？管理全部错位了呀，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新思维，就是透过政府治理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是政府承担公平责任和社会自我治理充满活力的状态。而现实呢，恰恰相反：本该由政府承担公平和平衡社会责任的，例如教育、基本住房、医疗、养老等，却被我们相当程度地市场化了，这样社会怎么会稳定呢，所以会出现“维稳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这部分社会，我给起个名字叫作“过度市场化的社会”。

　　另一方面，本来社会能够实现有效自我治理的，政府却不厌其烦又不负责任地给人家管理起来，或者你本来没有能力和精力管理却不让人家去自我管理，例如足球、职称、社区、行业、村庄，等等。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到了，是“越管越乱”，这部分社会我也给它起个名字，叫作“过度管理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种社会乱象，说到底就是没有搞清楚“社会与政府”的边界问题，是两者之间关系错位的结果。

　　那么好了，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由政府直接办的，政府直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系统，例如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基本养老等，政府承担公平和平衡的社会责任；另一部分由社会自我治理的，社会充满活力的，这部分你放权了、放开了，自然会减轻国家负担。其产生的冲突呢？有国家宪法、民法、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来平衡嘛。

　　回过头来，我还要说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状态，不是各位所说的“强政府弱社会”，而恰恰是“弱政府弱社会”状态；中国迫切需要转型到“强政府强社会”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弱政府弱社会”的状态呢？就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而应该管好的事却没有精力管好或者不敢去管，所以政府就不强大，很虚弱。即便像城管这样貌似强大的综合执法部门，也只是表面强大而已，听听民间讽刺的声音和调侃就该知道它有多虚弱了。同时，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越过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其结果就是伤害了社会，降低了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出现了“弱社会”的状态。一个强大的好的社会应该能够依法自我管理而又不给政府找麻烦。

　　对于如何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是本书的写作重点，因为这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对于第一部分，就是政府该承担公平平衡责任的社会部分，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过度市场化”。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农业，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尤其是资金投入方面的责任。而我们过去的改革，就是在这些领域，高举着产业化的大旗，“大跃进”式地开始了市场化进程。各位应该熟悉这些口号吧：“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等。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是要求政府在这些方面承担起公平平衡的责任。

　　另一部分，应该由社会自我治理的部分，却出现了“被过度管理，越管越乱”的现象，这就是权力这个幽灵在作怪。我们的政府是典型的大包大揽型政府，既然大包大揽，你就要承担大包大揽的责任，所以我们的百姓，形成了出问题就找政府的习惯。在这里，我就问了，你有那么大能耐把一切事都办好并让每个老百姓都满意吗？你为什么要把一切责任都主动揽到自己身上？说到底还是权力这个怪物在作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要我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不如让掌握权力的人拥有尽量少的权力，也就是我前面所谈的利用五板斧削弱政府权力，把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的边界厘清，把大部分权力下放给社会和市场，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也会激发社会活力和老百姓的创造力。然后再把剩下的尽量少的必须由公权力机构掌控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样你政府该承担的责任也就少了，老百姓找你政府麻烦的机会也就少了。

　　为什么说权力这个东西是个怪物呢？它的本质就是要挣脱束缚，就是要说了算，它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躲避控制；就像资本的本质是攫取超额利润，企业的本质是垄断一样。所以现代社会都想方设法尽量减少公权力并规制各种公权力，所以大家都称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同样在资本市场领域，发达国家都实施严刑峻法；在企业方面，都严格实施《垄断法》。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企业垄断也能衍生出侵犯公共利益的权力，侵害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这些权力都应该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如果不这样做，任你怎么改革都不会成功。

　　那么如何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呢？必须下放权力，放松管制，没有别的办法。举例来说，首先可以取消多如牛毛的职业资格考试、证书及其延伸的培训。各位知道吗，在这些方面企业都叫苦不迭，这是否间接证明我们的教育失败呢？那我又问为什么世界500强都有自己的培训?系呢？员工是否合格，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嘛，你搞证书和考试，我认为除了赚钱，没有其他目的。我看除了医生和烧锅炉的，其他的国家都不要管。律师，由律师协会来管嘛。还有以政府名义举办的各种会展、各类职称评定、各种评奖、各类运动会、各类培训、社区管理、村庄管理、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学校教材选择，等等，都应该全部下放给社会。这些领域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利益藩篱，必须打破，还社会一个自由的蓝天。

　　当然，政府不管了，是不是“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就自然界定出来了？没那么容易。现在有个说法，交给社会组织去管理，但那些社会组织和那些所谓的事业单位是什么？我告诉各位，那很可能是比政府管理还要坏的组织，因为它可以明目张胆地收钱呀。在本书中，我以足球为例，分析了如何划分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的边界。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第九章“中国足球，拒绝幻想！”。

　　“过度市场化的社会”，为什么我强调“过度”二字，是因为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仍然存在着“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所以说，这三者之间边界的确定，是个细活，不是喊喊口号或者简单粗暴地划分就能解决问题的。关于如何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我选取了几个读者关心的民生议题进行讨论，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的第十章“谁在推动医改：从葛兰素史克到俄罗斯免费医疗”、第十一章“以房养老，老无所依”、第十二章“北京房产新政：‘自住型商品房’”和第十三章“我为什么反对教育部减负令？”，大家自然会得到答案。

本文摘自《改革如何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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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习李新政”到18届三中全会，本届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决心来推进改革，对此，一向直言不讳的郎咸平将作何评判？三中全会的《决定》长达60条，郎咸平如何用自己发明的8张图简明生动地为读者进行阐释？对于改革攻坚战——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大考，以及改革突破口——金融开放和上海自贸区的尝试，郎咸平这次又有什么话要说？面对重重阻力，中国究竟能否真正实现“二次创业”，改革如何再出发？请看《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全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