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提出“创造顾客”学说的时代背景

　　在分析德鲁克的“创造顾客”学说之前，需要先了解德鲁克在1973年提出“创造顾客”学说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初有几个特殊的矛盾“交相辉映”。一是世界大格局的冷战，美苏争霸使得美国深受压力；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等国快速复苏，加重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三是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四是美国国内出现了战后的第六次经济危机，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几近崩溃。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生产过剩和经济滞胀的现象，而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削减石油产量，结果石油价格暴涨，导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

　　上述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得这次经济危机成为战后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与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交织；第二，美国的经济危机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大体上同时发生，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据美国官方统计，1972年，美国工人年失业人数为484万，1973年为431万，比战后历次经济危机时的失业人数都高。一方面是大量的失业，另一方面是生产的增长。1972年全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比1971年增长约9.2％，到1973 年11月达到最高点时，比1972年12月增加约4.6％。不难想象，生产总值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生产大于需求。表现在微观上，就是企业普遍感受到市场的压力。

　　作为一位经验主义管理学者，德鲁克将管理的重心放在了营销和顾客上，并提出了“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顾客’”这一观点。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德鲁克的观点较好地迎合了当时企业的需要。坦率地讲，德鲁克的“创造顾客”学说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而更像是为那些因营销困难而寻求解决方案的企业提供的一个“管理咨询”建议，这个建议不具有理论特征，也不该被原封不动地拿来当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宝。

　　在本节的最后，有必要简单地探讨一下我们对大师，尤其是国外大师的态度问题。

　　自工业文明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和工业领域率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导致了两个直接的结果：一是西方国家变得强大，并且通过政治和军事的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二是西方国家在科技发展和实力扩张的过程中，奠定了自己在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的领先优势，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在封建统治下故步自封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西方的侵略、掠夺，也残留下了崇洋媚外的劣习，在许多方面，我们的一些人唯西方马首是瞻，失去了主体意识和创造性。

　　有的人会说，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他们必有过人之处，不可能犯低级的错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是管理学大师，无数比管理学大师还要伟大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或那样的认识错误，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在认识上都是有局限的。

　　今天的中国学者或企业管理者，尤其没有必要再崇洋媚外。西方管理思想先进并不是因为西方智慧达到了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而是因为企业在西方的出现和发展普遍早于中国，使得西方更早着手于企业管理的研究。说到底，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根本特点是早，而不是深刻或完善，因此中国无须盲从。我们应当结合人类发展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自身的需要与历史文化背景，提出中国式的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

　　管理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理论和方法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着重要的、有时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德鲁克提出“创造顾客”学说38年后的今天，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没有必要抱残守缺，盲从一个国外大师本来就有缺陷的理论。

本文摘自《创建幸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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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企业理论由《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岳川博先生首次提出并加以系统阐述，该理论的标志性成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岳川博专著《创建幸福企业》。幸福企业理论认为，将企业定义为功利组织是一种狭隘的和有害的认识；相反，企业是一个生命的世界，一个人为的创造物，一个人们共同创造幸福的工具。同时，岳川博幸福企业理论提出了创建幸福企业的系统策略和方法。 幸福企业理论的提出源于三个时代背景，其一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现实困境；其二是功利主义的当代中国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其三，是越来越多的陷入困境的企业需要用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力量进行救助。